大力发展西部工业，会带来什么经济效应？
西促会编辑部注：本文引用的数据从1990年开始，虽然没有结合新数据进行分析，但是，基于中国经济的腾飞节点自2008年开始，本文依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文中指出第三产业差距来源于消费这个观点，在林晓珊《增长中的不平等：从消费升级到消费分层》（《浙江学刊》2017年第3期）中可以获得一些启发。今后，我会相关专家和研究人员也会持续跟踪这个课题，结合最新数据进行分析。
引言
西部工业的发展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唯一途径。总的来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将是现阶段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西部和东部的发展差距仍然在于工业发展的差距。
自1990年以来，全国工业化水平稳步提高，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徘徊，甚至近年来下降，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扩大。1990年，全国工业化水平为37.0%，2000年提高到42.3%，2002年进一步达到44.4%，12年提高7.4个百分点，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另一方面，1990年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为27.8%，低于全国9.2个百分点。1992年上升到33.3%后，一直徘徊，甚至2001，2002年也有下降趋势。2002年，西部12个省市的工业化程度为31.9%(具体为内蒙古33.1%、广西28.5%、重庆33.0%、四川31.8%、贵州31.3%、云南35.0%、西藏7.2%、甘肃33.6%、青海29.4%、宁夏34.9%、新疆29.6%)，低于全国12.5个百分点。
有人说，我们可以考虑以第一产业或第三产业为主，促进西部发展。这种想法对西部发展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最终的结果将与缩小差距的初衷背道而驰。除了工业，其他行业不足以承担引领西部赶上东部的重任，至少在这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对GDP的贡献率基本在6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70%；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在20%-35%之间波动。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在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增加的时期，基本上是经济繁荣下降的时期；第二产业比重明显上升，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高增长周期。
由此可见，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目前，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走经济服务化之路还太早。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GDP的巨大贡献是建立在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第三产业差距是基于消费的。
充分发挥西部工业发展的比较优势。西部工业的发展有两个比较优势：一是自然资源禀赋优势，这是与生俱来的；二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这是经济不平衡发展形成的，可以说是后天的。基于这两个比较优势，发展西部工业将事半功倍。
就自然资源而言，西部地区在四个方面具有突出的资源优势。第一是能源，包括水能资源和煤炭资源；第二是矿产；第三是旅游资源；第四是农牧业资源。对于工业来说，能源和矿产是最重要的。西部地区的四川、贵州、青海都是水能和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四川水能资源理论储量1.68亿千瓦，居全国第一，可供开发量1.1亿千瓦，居全国第一。可建设装机容量超过100万千瓦的水电站有10多个，最大装机容量可达1440万千瓦，仅次于三峡水利枢纽电站。除了水能，四川的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发现矿产132种，其中发现矿产94种，居全国第一。
在探明储量的矿产中，有46种保有储量居全国前五。青海盐湖资源和油气资源得天独厚，柴达木盆地有33个盐湖，初步探明氯化钠储量326亿。氯化钾4.4亿吨，镁盐48.2亿吨，氯化锂18.2亿吨，锶15.2亿。贵州生物资源丰富，物种繁多，仅用于工业。药用植物和中草药分别有600多种、3700多种和4290种。
山西、陕西、内蒙古是中国三大煤炭供应基地，被列为未来能源开发重点的气层资源主要分布在这三个省区。毫无疑问，西部将是未来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战略基地。据权威部门预测，到2010-2020年，即使采取强有力的节油措施，国内石油需求仍将分别达到3.1亿吨和4亿吨，天然气需求将分别达到1000亿立方米和2000亿立方米。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潜力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市场。凭借资源禀赋的优势，西部完全有能力在资源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一比较优势，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电力供应和矿产选择产业，发展资源产业，并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能源和资源中心。
随着西部地型开发标志性项目的建成、运营和使用，西部资源优势带来的经济效益逐渐显现出辉煌。但在遵循这一理念发展西部产业的同时，不仅要满足资源初级产品的输出，还要充分利用这一比较优势，加强资源产品的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如何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进一步将西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西部产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西部的后天优势是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中国是一个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的计算，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在16个国家和地区中较低，仅为近1200美元，不到发达国家的3%，不到亚洲四小龙地区的6%。
在中国，西部在劳动力成本上比东部有明显的比较优势。2004年，西部10个省市员工年平均工资水平为15929元，而上海员工年平均工资水平为30085元，两者相差近一倍。此外，西部地区的土地价格也比东部地区便宜得多。世界第三大芯片制造代工巨头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明确表示，成都、重庆等西部地区在土地、人力等方面的总经营成本比上海、北京便宜16%左右。菲律宾电力半导体封装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少竹也表示，与上海等地相比，在成都设立芯片厂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可以低20%-30%。
西部生产要素的成本优势为工业向西移动，特别是制造业向西移动提供了先决条件。追求成本最小化必然会导致生产活动向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区域移动，这也是国际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重要原因。
就像中国低生产要素成本导致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诱因一样，东西部要素成本的差距也构成了制造业向东向西转移的要素。需要指出的是，要素成本的差异只是产业转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并不是说A地要素成本低于B地要素，必然会形成从A到B的产业转移。
结语
否则，很难解释非洲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于亚洲，但国际产业并没有从欧美发达国家转移到非洲，而是从亚洲转移到非洲。这说明除了要素成本的差异，还有其他因素制约着这种转移，比如市场潜力、投资环境等。西部地区的低成本优势只是使这种转移成为可能，但也需要满足其他条件。因此，西部地区需要在经济改革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