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一)
西促会编者注：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渐凸显。2020年，我国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虽然我国已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西部地区仍存在大量贫困边缘群体，具有返贫的潜在风险。那么如何面对这一风险和问题，共同富裕究竟有什么可以实现的路径？本文是2023年初西促会委托文化纵横杂志社完成的课题报告。报告全文3万字，分四个章节探讨和研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实行共同富裕的路径问题。本文节选一部分进行编辑刊发，其中部分内容有所删减。
（图片来源网络／成林：初秋的祁连山下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丰乐镇易家湾村小村庄）
一、共同富裕：开启中国社会主义的3.0阶段
当今中国，“共同富裕”的政治口号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同时也具有如此歧义的不同理解。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它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兑现对广大人民的政治承诺。而对于富裕人群而言，则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恐慌。一方面，60多年前的历史记忆犹在，“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体制曾彻底消灭私有制，导致私有经济的消失；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中的“均贫富”文化依然强烈，执政党的“共同富裕”号召会否导致全社会范围的“仇富”心理滋长，进而形成新一轮的劫富济贫？
对于如此分裂的社会心理，确实有必要对共同富裕的当代价值和历史意义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对21世纪的共同富裕道路特别是对面向广大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道路进行理论上的设计和界定。
（一）共同富裕的政治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的政治口号是，允许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然而30年的实践结果，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分配差距愈拉愈大，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 0.46，财富基尼系数更是高达 0.70。如此悬殊的分配格局，自然会诱导社会分裂。2010年前后，舆论场上的对立异常尖锐：一方面，先富人群与先富地区格外强调市场经济与法治民主，其潜含义是用法治保护已经获得的财富果实，以防备他人来抢；另一方面，中西部不发达地区高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对自身发展的严重滞后十分不满。
当其时，社会的撕裂已明显可见，并导致政权的合法性严重承压。如果没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各种共同富裕的政治进程，则国家分裂不是不可想象。放眼世界，自冷战结束以来，自由资本主义秩序覆盖全球，“华盛顿共识”成为唯一的政治正确，由于苏东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工人阶级运动也陷入低谷，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缺失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制衡，加之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财富分配的两极化趋势不断蔓延。在美国，社会顶端1%人群占有的财富总量，几乎可达全社会的一半。在欧洲，战后黄金时代建立的福利国家体系摇摇欲坠。而在拉美、中东和非洲，赤贫人口被大量生产出来，经济学上的“无用人群”规模日益庞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个无情的结论：工资收入的增长幅度，永远赶不上资产的增值幅度。而上述情形，均发生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分化、财富鸿沟，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中国尽管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通过均衡发展、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仍然无法克服市场经济内在的加大分化的趋势。
对此，必须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政治议程。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宣布：“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二）共同富裕是当代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
共同富裕的政治愿景，有着悠久的古老传统。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都不乏原始公社条件下、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均贫富实验。但今日的社会主义，是现代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应等同于封建小农的社会主义。它与现代化大生产紧密相关，是社会财富极大增长条件下的社会组织方式与分配方式。它要求，发展必然是经济社会的第一要义，贫穷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它也要求，发展必须是共同的发展，发展的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享。
在今天，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实践，面对三个根本性的世情与国情制约。一是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化的发展任务仍未完成，产业升级正处于爬坡过坎阶段，9亿多人民尚未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仍然需要持续的发展，把蛋糕不断做大。二是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革命，正不断改造传统产业，不断冲击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制造着新技术条件下的“无用人群”，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挑战变得特别尖锐，它对共同富裕的政治努力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三是我们今天仍然处于全球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共同富裕追求不可能自外于全球化进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安排，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波动，一定会击破民族国家边界，冲击中国内部的改革与发展，进而影响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
因此，共同富裕的当代政治议程特别具有挑战性。它不可能复制传统经验，也不可能从外部世界直接找到模板，它基本无前例可循，必须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崭新道路。为此，共同富裕必须超越传统苏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共同富裕不应导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丧失，不应导向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也不应导向外部经济竞争力的削弱。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丧失经济社会活力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当代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是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完善，也是建国 70年社会主义道路持续发展的逻辑必然。如果说前3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 阶段，它的主要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么改革开放则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2.0 阶段，它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推动国家走向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今天，在开启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之后，我们可将未来 30 年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3.0 阶段，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不断推动工业化继续转型升级的同时，使得全体人民可以更加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财富果实，使得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
（三）乡村振兴与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衔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工作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经济基础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应“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经济格局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亟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高质量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和必然要求。一些学者基于对共同富裕的界定而探讨二者关系指出，共同富裕是让更多人达到富裕起点或跨越富裕门槛，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乡村产业振兴是做大做好“乡村蛋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途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共同富裕的抓手，应重视初次分配，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托、推、引”三力并举，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低收入人口生计改善帮扶机制和政策体系；通过开放村庄、做大县城、鼓励外部企业家下乡，盘活三种共享型资产，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燕连福等分析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指出，从“何以可能”看，乡村振兴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制度前提、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从“以何可能”看，共同富裕可以为乡村振兴明确“为谁振兴”“谁来振兴”“振兴什么”“怎么振兴”等问题；从“意指何在”看，通过乡村振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贫富两极分化”“区域发展失衡”等难题，为推进共同富裕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支撑。孙久文、李承璋提出，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必由之路和可用之机。张琦等认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统一于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中。孙蕾认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统一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需要解决好内生性、外援性、保障性三个基本问题。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村农民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是经济相对落后、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受到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不到东部地区的40%；近年来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167倍，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176倍。
二是区域内部不平衡日益加剧。四川、陕西、重庆、云南和广西5省总面积占西部12省的20%，而经济总量占比则高达64%；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区经济总量在西部整体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区域人口向中心城市、发达区域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增强，西南、西北分化态势更为显著。
三是区域增长动能不足。产业转型升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发展缓慢，经济发展省会城市一家独大，老少边穷等特殊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极大挑战。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西部地区迎来了战略地位转换的大好机遇，由于处于起步阶段，开放平台建设上、营商环境和开放制度文化建设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可见，以更大力度、更高效率扎实推进西部地区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建设进程，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直接关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解决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关键一环。
二、西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可见，乡村振兴需要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以及组织层面全面发力。西部地区由于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制约，决定了其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当前，西部地区乡村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人才匮乏、乡村结构“空心化”、粮食安全、城乡二元分割带来的发展不平衡等表面问题，还存在着国家主导力量与农民主体量不平衡和国家正式规制与农村非正式制度不协调等深层次问题，制约着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一）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总体成效
有学者以2016—2020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统计数据平均值为研究样本，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5 个维度构建了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综合水平评价体系，并使用因子分析法对乡村振兴水平进行测度，共得到 6个公因子，分别为发展潜力及可持续发展因子、现代化与公共服务能力因子、生产经营能力因子、农村居民幸福感因子、农村绿化因子、社会治理因子。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因子综合评价得分结果，将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效果分为 3 个梯队，第一梯队为四川、广西、内蒙古、陕西; 第二梯队为重庆、新疆、宁夏、云南； 第三梯队为贵州、甘肃、青海、西藏。位列第一梯队的省（区） 经济综合实力强，有良好的产业基础，近年来实现了农民增收，但各公因子间发展不均衡，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位列第二梯队的省（区、市）注重产业兴旺对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发展产业，但存在明显制约乡村振兴水平的短板，表现为留守劳动力教育程度限制高质量就业、自然环境制约基础设施建设等。第三梯队的省（区）近年来大力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水平得到提升，但受经济发展、农户生计策略、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结构等因素限制，影响了乡村进一步发展。
从政策发展历程来看，1999年，党中央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旨在“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于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其目标之一就是促进西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西部城乡发展与东部的差距。2001年，内蒙古、贵州、云南、宁夏四省区率先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2003年“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后，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率先从锦江区开始实践，并在 2008年成立了全国首家综合性农村产权交易所，为农业产业化提供条件。重庆从 2003年开始实行城乡户口一体化登记管理制度，放宽了异地户口迁移限制，为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2007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国家级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两个城市率先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抓紧形成适应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机制，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2009年通过发布《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央还强调了对于西部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等 11 个重点区域以及河套灌区等农产品主产区的优化发展。在这短短的五年内，西部的城镇化率由大约34%的水平上升至44. 5% ，平均城镇人均消费由8 200多元升至 14000多元，乡村人均消费翻了一番，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上升。2016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着手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其中西部 12 省区市建档立卡搬迁人口达到 664万，占总体比重的 67.7%。
新时代以来，西部各省区市分别结合自身特点，从不同角度出发促进乡村振兴：陕西通过加强保护传统村落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四川在 2018 年选取部分特色县城开展乡村振兴规划试点，从科技、文化、旅游等不同方面因地制宜地鼓励乡村振兴。新疆也在 21 个村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工作，并对其给予补助。重庆则在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上做了更多探索。在精准扶贫方面，西部继续推进易地扶贫搬迁，重庆市实行市级“一阶瞄准”、区县“二级瞄准”、乡镇“三阶瞄准”的分级体系来保证扶贫项目的精准落户。四川省针对四大连片特困地区结合整村搬迁和分散搬迁、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落实全方位扶贫等。贵州省安顺市、六盘水市等地则探索出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 “三变”模式。
新时代下的新阶段，西部城乡关系迅速改善，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 10.5% 和11.2% ，高于全国 0.2和 1.0个百分点的水平。西部整体基础建设投资增速较高，占全国基础建设投资的比重在2018年达到 34.8% 的历史新高。城镇化率与西部大开发实施前相比平均上升了20% ，整体城镇化率由 44% 上升至 51.7% 。农业总产值上升了近 10 000亿元。2017 年，西部地区新疆、青海、陕西、重庆等的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达到 53%。2012 年至 2016 年，西部贫困人口由 5 086万减少至4 335 万，贫困发生率由 17. 5% 骤减至 4.5%。
（二）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2000年后，随着农村年轻人继续向外流动，空心村演变成村庄空心化，农村经济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村庄空心化指农村人才与资金外流使农村经济发展空心化，缺乏进一步发展潜力的现象。刘鸿渊就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村“空心化”与乡村规划学的“空心化”进行了区别，认为乡村规划学中的“空心化”更多的指由于农村居民另选新址建设新居而引起的村落的人去楼空现象。经济学意义上的“空心化”则更多的是指因农村优质人力资源的外流而引起的经济社会建设的人才资源缺乏现象。随着民工潮的强化，农村社会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青壮年外出使家庭组织不完整，邻里组织也相应地联系松散，村庄集体组织空心化运转，空心村不仅造成土地资源、房屋浪费现象，而且使农村社会逐步呈现空心化趋势。农村空心化指农村各种社会资源流向城市、造成农村社会结构与功能弱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缺乏潜力的现象。
农村空心化是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问题。我国空心村——村庄空心化——农村空心化的演变逻辑与西方发达国家农村衰落与重建的演进历程基本一致。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现代化过程中采取以工促农、以乡补城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与东南沿海发展政策优惠的区域差异化发展，这些发展战略曾起到巨大历史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村空心化，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在欠发达情况下，农村空心化现象更为复杂化与严重化。
农村空心化加剧社会稳定风险。农村青壮年长期外出打工，农民在“脱域”情况下进行的人情往来，礼金逐渐代替礼品，这种人情交往逐渐变得淡漠、麻木，导致了乡村社会基本人际互动难以维系，从而产生了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下形成的焦虑感，加剧了个体安全风险。乡土社会既有的乡情、亲情、重义轻利等价值观念逐渐被怀疑、否定、破坏，逐渐失去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契约与法治的理性精神却没有发展起来，从而产生信仰危机，其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
农村空心化加剧粮食安全风险。进入90年代后，随着优质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农民的收入结构出现了重大转变，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大，资金自外入内的流动成为乡村社会的一种常态。但农民并未将打工收入重点放在农业生产经营上，而是用于生活消费与教育消费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下降，土地提供生活保障功能下降，对农业经营的重要性自然开始下降，在无人、无力、无利经营的情况下大量农民把土地作为附带种植，即不再精耕细种，而实行粗放式经营，土地利用率下降。况且，以前老人种地只是在农忙时节出现，属于季节性劳动力。现在家中无青壮年劳动力，老人种田成为常态化，农业生产梯队“老龄化”，并由此造成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后劲不足等问题“八零后”与“九零后”新一代农民热衷于进程务工，农村老人种田，“老龄化”不但加重老人负担，而且导致农业后劲不足。我国人多地少，在土地粗放式经营，利用率下降的情况下，加剧了粮食安全风险。
（三）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自2000年国家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12省份充分运用国家政策倾斜，积极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2022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6亿元，增长3.2%，增速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中位列第一。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此后又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构建了蓝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已经经历过超速发展的阶段，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而西部地区工业、服务业的基础还没有打牢，农业现代化程度相对落后，而且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基础、资源条件、地理状况和文化基础存在着较大差异，省际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性仍然较大。因此，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不能照搬、模仿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要根据西部地区的现实条件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此外，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大城市县域经济发展动能较足、小城市县域产业特色较为明显，众多的县域、小镇有着强势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以及主导产业，县域产业的长足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力、稳定性以及抵御外界风险挑战的能力。相反，西部地区多数城市、县域，尤其是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尚未形成县域优势产业，农业现代化程度普遍偏低，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三次产业融合程度较低。县域产业是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乡村振兴背景下，西部地区优化调整县域产业、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四）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低
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覆盖面较窄：在养老保险方面，近年来全国城镇的参保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但西部地区却基本持平，甚至期间还有所下降，并且近五年来西部地区养老保险金的支出水平与全国水平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的养老保险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失业保险方面，西部地区的年参保人数增长速度缓慢，整体水平与全国相差甚远，这说明了西部地区的失业保险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医疗保险方面，近年来全国和西部地区的年参保人数均有所下降，但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这说明西部地区的医疗保险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水平增长缓慢：对比全国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基金累计结余和收支水平均远逊于全国增长速度，这说明西部地区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具体到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率较低。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有了较大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人力资本仍相对偏低。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一线工作岗位，这些行业大多是苦、脏、累、险的职业和工种，安全事故多发。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相当低，在建筑业的工伤保险覆盖率较高，但也不足40%，其他行业工伤保险覆盖率更低，制造业仅有29.04%的人有工伤保险，这严重与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相符合。调查显示，与其他行业相比，在制造业中，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参保率最高为32.1%，建筑业只有24%，而服务业只有11.35%。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健康，也导致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因为疾病而再次陷入贫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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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西促会研究发展部）